【抗戰勝利80周年日軍筆部隊系列二之二】宗教政治教育文化歷史遭全面系統滲透 「筆部隊」陰魂未散 右翼文宣禍延至今
曾鼓吹侵華戰爭的日軍「筆部隊」成員，戰後悉數逃過遠東法庭的審判，並滲入日本文化界，部分透過右翼勢力於文化、影視、媒體、歷史等諸多方面，持續散播軍國主義思想，延續其文宣操控。只是現時的「筆部隊」不再是戰時的軍方文宣單位，而成為看似更為分散和更為隱秘的戰後右翼文化敘事陣營的延續。其從影視、出版到宗教、外交，構成一張覆蓋面巨大的網絡，於日本乃至國際塑造有利於右翼的歷史觀，對亞洲鄰國的歷史認知構成挑戰。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曾在侵華時期服役於日本海軍的作家梅崎春生，戰後以短篇小說《櫻島》與野間宏、椎名麟三，並稱日本文壇。該小說主要寫主人公士兵「我」駐紮櫻島，在戰爭結束前夕無奈地忍受、等待死亡的痛苦心理，但即使如此，小說中的主人公也並未表現出對日本有任何反戰反思，僅表現了對進攻日本本土的美軍的憤怒。作家志賀直哉的《灰色的月亮》，通過描寫戰後初期一個飢寒交迫的少年淒慘的生活，來強調日本戰敗時社會的荒涼與貧困。戰時參加過「筆部隊」的作家石川達三，在其完成於1951年的小說《風中蘆葦》的第一章寫下的第一句話就是：「外務省正門的大鐵門被卸下來了」，「可以造二三十發炮彈」，「當局的策略是，要求把所有的家庭，所有事務所的鐵門、暖氣片、鋼窗、花瓶、傘架都鑄成鐵，再製成炮彈，然後把它扔到中國大陸的山溝裏。」
學術界預警日文史敘事右翼化
事實上，關於日本「筆部隊」所構築的右翼敘事和美學，以及這種「筆部隊」式的敘事如何跨媒介延續早已引起中日學者的關注。
長期關注日本戰後文學的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劉炳範指出，日本文學領域曾出現大量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在對日本發動的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給日本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也把日本這樣一個侵略他國、給東亞各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罪惡製造者，表現為「戰爭受害者」。而過分誇大「日本的受害」，實是為淡化日本的戰爭責任，掩蓋、模糊甚至否認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向遠也認為在日本戰後文學場域中，右翼敘事常以「民族受害」、「和平祈願」進行包裝，掩蓋侵略責任，更呈現出「反戰」與「受害者敘事」的比例失衡的態勢，後者在1970年代後回潮趨勢明顯。
著有《日本戰後文學史》的黑龍江大學東語學院教授曹志明則將日本文學分為1945年至1954年、1955年至1975年、1976年至1995年三個時期，並指出第一時期反戰色彩較濃，中期開始「受害者敘事」與民族主義題材增加，後期右翼敘事在部分歷史小說與影視改編中明顯增多。
長期追蹤戰後文學與媒體如何處理戰爭責任的日本學者保阪正康也指出，1980年代後「加害敘事」在主流出版物中比例下降。日本近現代史學者山田朗在分析戰後文化時引用過文學作品題材統計，顯示戰後初期反戰作品佔比高於50%，到1990年代降至約20%至30%。
「筆部隊」的影響迅速跨界蔓延
戰後文學敘事的右傾化，延續戰時「筆部隊」塑造的敘事模式，並非孤立於文化領域的現象。隨着時間推移，這種敘事邏輯滲透到影視、教育，甚至宗教系統，並與政治右翼形成互相支撐的網絡。這種跨領域的滲透，使得戰時「筆部隊」的精神內核在不同時代、不同載體中變形延續（見左稿）。
曾獨立調查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記者加登英誠說：「今年是日本戰敗80周年。雖然在日本，人們常常簡單地稱之為『戰爭結束』，但我認為，日本這場在掠奪中國、韓國等鄰國資源的同時進行的戰爭，是『戰敗』。 」他說：「愈來愈多的人開始相信這些毫無根據的『神話』。他們似乎想編造一段對自己有利的歷史，並把它傳給後代，聲稱『日本是一個美好的國家，二戰是我們被迫進行的自衛戰爭』。一位首相曾說過『日本是一個神聖的國家』，而我認為現在的情況是，願意相信這一點的普通民眾正在迅速增加。 」
加登英誠表示，「筆部隊」成員在日本戰敗後並沒有任何人被起訴，但從戰敗那一刻起，「日本就突然變成了民主社會，那些『筆部隊』的作家、漫畫家、音樂家、詩人，將『筆征』的作品深藏起來，也不會收錄入自己的作品集。」加登說，他也曾採訪過到過南京的日本兵並拍攝了影片作為歷史留存，但日本的年輕人普遍對這些內容不感興趣。因此尋找更多史料證實日軍侵華的暴行，並改變日本青年的看法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