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壇名家淪軍國主義吹鼓手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向遠教授撰寫的《「筆部隊」和侵華戰爭》一書，是內地系統研究有關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專著，該著作認為，七七事變爆發的第四天，日本發表出兵華北聲明，首相近衛文縻召集各新聞通訊社「懇談」，要求他們「協力」戰爭，包括當時在日較為出名的《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等幾家雜誌社。日本國內的報刊、廣播等，向國民展開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宣傳。「筆部隊」便是在此背景下誕生。
「筆征」中國竟成風尚
彼時，尾崎士郎的長篇從軍記《悲風千里》曾在日本引起關注。他在其中《支那的孩子》一節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孩子們起初不敢接近，隨着逐漸熟悉，慢慢地靠了過來。於是東洋鬼子給他們牛奶糖，撫摸他們的頭。撫摸頭的時候，嚇了他們一跳。當然他們沒有被咬，那牛奶糖裏也絕沒有放毒。孩子們已經知道了，原來東洋鬼不是鬼。於是跑回家中，從家裏拿來了梨、柿子等，獻給『東洋鬼』。『東洋鬼』樂得笑逐顏開。他們接受了水果，同時付了錢。」王向遠教授評價時指出，《悲風千里》要描寫的是日軍侵佔下的華北地區的情形，作品刻意淡化戰爭的殘酷，反而營造出一種虛假的「溫情和平」氛圍。
日本知名作家火野葦平1937年應徵，炮製了一系列侵華文學作品，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士兵三部曲》。在這些作品中，火野葦平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宣揚「皇軍的功德」，對中國軍民則極盡醜化之能事。《士兵三部曲》當時發行上百萬冊，成為暢銷書。火野葦平因此「居功至偉」，日本軍部特意表彰他為「國民英雄」。林芙美子則是「筆部隊」中少有的女作家，因其性別具有特殊宣傳價值，其本人以及作品獲日本報刊大肆宣揚鼓譟。
忠實記錄卻惹筆禍
日本知名作家石川達三，1935年曾憑中篇小說《蒼氓》獲得日本首屆「芥川獎」，甚至被寄望奪得諾貝爾文學獎。1938年1月，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雜誌「特派員」抵達大屠殺血腥未散的南京，採訪了那些仍然沉浸在戰爭和屠殺興奮中的日本士兵。「筆征」回日的石川達三根據自己的見聞和充實的材料，寫就《活着的士兵》，文中描寫了戰場上的真實場景，展現了侵華日軍的人性畸變。1938年2月17日，《中央公論》編輯部刪去小說最後兩章，隱去敏感之處，將其付印於該年3月刊，翌日即因「含有反軍性質、不符時局」而遭禁售。中央公論社主編被停職，石川本人接受警視廳調查。8月，石川遭到起訴，最終被處以四個月監禁，三年緩刑，成為當時震驚日本文壇的「筆禍事件」。
儘管日本學者淺田隆評價認為石川達三此文並不是為了鼓舞反戰和厭戰，而是希望在了解真實情況後重新構建國民意識以支援戰爭。日本評論家中野好夫也認為石川達三並沒有刻意揭露日本軍隊殘虐性的意圖。石川達三被判刑後決定「將功補過」，他再次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員前往武漢戰場從軍，不久發表長篇作品《武漢作戰》。這一次他「戴罪立功」，重點描寫日軍如何「文明」，如何優待俘虜，通篇都是對日本侵華戰爭的肯定和歌頌。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向遠指出，「筆部隊」作家毫無創作的自由可言，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儘管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等「筆部隊」成員，大多只是概念化地、膚淺地描寫和淺薄地抒情，但其炫耀自身的「勇敢」，赤裸裸地為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作叫囂和宣傳，使窮兇極惡的日軍於日本本土儼然成為「偶像」與「英雄」。
